长城寻古

北京段长城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既有八达岭长城的磅礴壮丽，也有箭扣长城的雄奇险要。为守护好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对长城保护的统筹和创新力度，在这一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长城守护者，他们用丰富的经验、专业的知识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长城保护工作中，让古老的长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就是其中的一员——近20年来，她带领团队走过了我国境内长城总长度的近45%。一路上，她不仅见证了长城资源调查从用尺子测量到无人机测绘的巨大变化，也深刻认识到长城保护不单是技术问题，其背后还有着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位的考量。

2021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长城保护研究性修缮项目，延庆区大庄科段长城、怀柔区箭扣长城成为首批试点，汤羽扬正是大庄科段长城项目的负责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项目取得了多项进展，一条长城古遗址研究性修缮的创新路径越来越清晰……

大庄科段长城四号敌台

汤羽扬（右一）和团队成员讨论项目进展

大庄科段长城

先考古再修缮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秀色半城湖”，从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驱车近70公里，记者跟随汤羽扬来到了诗句中山水秀丽的“夏都”延庆区。这里南控居庸、北枕海坨、东依怀柔、西连官厅，自明代以来就是守护京畿的重要门户。此行的目的地是大庄科段长城——该段长城始建于明代，目前尚未对游人开放，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长城风貌。

在大庄科乡香屯村进山口下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一条全长约10公里的“巨龙”出现在记者眼前。一场秋雨过后，蜿蜒盘踞在山峦间的大庄科长城被薄雾笼罩，平添了一份神秘色彩。而由汤羽扬领衔的考古队就是在这里，通过多学科考古手段，揭开层层迷雾，还原出这一段长城的前世今生。

“在大庄科长城保护研究性修缮项目中，我们首次在勘察前期就引入考古手段，并试图将遗产保护、结构、材料、植物、水环境、测绘、数字化等多学科协同研究贯穿全过程，这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开了先例。”一边攀登一边为记者讲解，69岁的汤羽扬毫不费力。

“大庄科这段已经很‘温和’了，路不陡也不险，挺好爬。下次去试试怀柔的箭扣，那才叫险，才叫累！”汤羽扬晃了晃手中的登山杖，“这根棍儿，不仅能帮助减轻腿部压力，还能保护自己。”遇到前方有草丛，她会伸出登山杖扫一扫，“这个季节蛇虫多，‘胡噜’一下杂草，蛇就跑了。”

自2021年大庄科长城保护研究性修缮项目启动以来，汤羽扬就带领考古团队一直在山上紧锣密鼓地开展研究工作，“即使在冬歇期长城上不允许施工，我们也会隔几天上去看一看，以防考古现场被冰雪掩埋破坏。”本次研究性修缮项目的范围包括大庄科3号、4号敌台以及2号敌台至5号敌台之间的400米墙体。其中，大庄科长城4号敌台西侧留存有一孔箭窗。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窗户下沿距离地面仅1米多，窗外还有一块约1米见方、估算重达1吨的巨石。“战时这样的高度如何御敌？这块明显不属于长城的巨石又从何而来？”根据多年经验，汤羽扬判断，现有窗户距地高度绝不是长城正常使用阶段的高度。

“后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窗户旁边挖，一面深埋地下5米多的城墙逐渐显露了出来。”汤羽扬用登山杖指向4号敌台下方一段由深灰色砖块组成的、完全裸露的城墙，相比于自然裸露的墙体，其上还有泥土覆盖的痕迹。

随后，她又指向旁边只露出头部的一块巨石，“至于这块大石头，我们推断，很有可能是在长城废弃多年后，因为某次下大雨，从紧挨着长城敌台的山上滚落下来的。”汤羽扬说，考古、设计和施工三方多次会商，决定只挖出敌台边侧城墙，而对于窗外的巨石，不再挖掘。

为什么这样处理？答案就藏在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的内涵里。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了《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长城的现存状态：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并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观特征。

古建筑好比故宫，古遗址好比圆明园。“如果把长城当作一个古建筑进行修缮，那么就需要恢复它最辉煌时期的建筑形态，这其实没有必要。”汤羽扬解释，修缮长城的重点不是把本体修得多么坚固，而是把文物的价值点更好地保留下来、展示出来。

然而，修不修？怎么修？这些问题在项目启动初期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即使是最基础的问题，比如勾缝材料到底用什么、需不需要加糯米浆，工艺技巧上采用平面勾缝还是荞麦棱等，都曾出现过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汤羽扬清晰地记得，在前期发掘中，3号敌台部分歪闪的墙体已经变形，勾缝消失。施工队通过重新勾缝，重现了荞麦棱。“我到现场一看，快哭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老百姓一看就会质疑：都变形了，怎么还勾这么好一条缝？肯定是后砌的。为此，我要求他们去掉勾缝，就保留其原来的模样，只做好加固措施消除险情即可。”

尽管这种做法意味着更多人力、物力的投入，但汤羽扬依然笃定地认为：修长城，一定是“传统工艺+科学技术+研究创新”，真实、完整地保存长城承载的各类历史信息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而不是简单地“新建”或者拆了重修。

通过前期考古，修缮人员对这段长城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修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就有了依据，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修修补补。汤羽扬说，“这就是长城研究性修缮的意义：先考古再修缮，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的本来面貌。”

一砖一土皆文物

汤羽扬与长城保护结缘，还要追溯到2005年。那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数千名文物和测绘工作人员，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为长城“做体检”“摸家底”，汤羽扬主要参与北京市延庆区整体和密云区部分段落的长城资源调查。

“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技术手段也很落后，主要是拿尺子量、用纸笔记录。”汤羽扬回忆，即使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对长城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在调查过程中，她还是时不时地被触动：不少长城墙体已经开裂、敌楼坍塌，甚至部分段落只剩一片乱石、土堆……

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

而在不断的调研走访中，汤羽扬眼中的长城不再只是由砖块、石子、泥土砌成的墙体——长城上的每一块碎砖、每一堆渣土都是文物。

“你看，像这些土堆和石子，按照之前的长城修缮办法都会被清理掉，但是考古时却不能这样做。”顺着汤羽扬的手指，记者看到一座敌台里仍保留着一小堆砖石土混合的堆积物——“考古清理会先清一半，露出原始地面，通过观察另一半露出的断面，分析堆积物的分层，弄清楚长城坍塌的过程和时序，这也是在修缮项目中将考古前置的意义所在。”

大庄科段长城营建之初，敌台上的条石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每一层的高度并不相同。修缮团队将坍塌在地面的条石回砌时，汤羽扬要求，不能简单地把条石放上去，而是要量好每一块的尺寸，确定是在同一层之后再回砌。“如果发现中间的砖块缺失，我们就用散碎的砖渣子进行加工，对空缺的位置进行填补。”

以绣花功夫开展考古发掘，让大庄科段长城渐渐走出历史的迷雾：深埋地下的城墙，守城士兵“野外烧烤”后的碳化物，火器弹丸、剑柄、杯碗碎片等出土文物……一块砖、一抔土间，长城营建背后的故事渐次清晰起来。

汤羽扬介绍，团队首次明确了大庄科段长城的建筑形制。3号、4号敌台均为空心敌台，骑墙而建。敌台台基外侧包砌条石，共13层，台基内侧为土石墙芯，敌台中层部分为砖砌。长城墙体则为“石脚砖顶”结构，墙身采用条石垒砌，顶面存有1至2层衬砖，上铺方砖。墙体顶部内外两侧均修建有垛口墙。

通过文字砖和界碑，团队还为大庄科长城确定了“生辰”——3号和4号敌台营建于明万历初年，而连接敌台间的长城墙体修建于明天启初年，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

汤羽扬拉着记者凑近看，在两处敌台和附近的长城墙体上，“右车营”的款戳在青灰色的砖块上清晰可见。“史料记载，昌镇‘车营’设立于万历二年，右车营属昌平镇守总兵管辖。”研究长城，也得精通历史，汤羽扬向记者认真科普。

砖石为证，穿越历史，点明了大庄科3号、4号空心敌台营建时间为万历初年，至今约450岁。

墙体修建年代也能从碑刻上寻得蛛丝马迹。1953年，北京503地质队在香屯村后洼勘探时发现一通《天启三年分修长城城工题名碑》。2014年，龙泉峪长城保护修缮时出土一方《天启五年昌镇右车营修敌台边墙城工题名碑》。两通石碑中均提到“右车营”这一番号，与长城上的铭文砖、施工分界石碑一致，可知该段长城墙体修建于天启初年。

当年长城营造时的工程做法也被还原了出来。在挖掘4号敌台城墙墙体时，考古人员发现，这处城墙的建筑形制与原本设想的并不相同，并非直接从地面开始垒基石，而是先做了基槽。“以前我们一直认为长城的地基是在山上直接修筑，利用山势进行支垫。而这次却发现，古人竟然在自然山体上开了基槽，再将敌台的基础筑在里面。”汤羽扬介绍，这是首次发现营建长城墙体开凿基槽的实例。传统的支垫方式，一旦地基下沉，就会对上面的建筑造成破坏，而开了基槽之后，就能让上面的建筑更加稳固，由此也能看出古人的智慧。

这些考古发现，为后期修复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使得长城的故事越来越丰满。

用汤羽扬的话说，“你会发现，长城是很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不是简简单单、高大上的东西，它是很接地气的。”

把实验室搬到长城上

保护长城，并不算汤羽扬的“老本行”。1954年，她出生于北京，但儿时记忆里，她对长城仅有一些朦胧的印象：“那时候只知道八达岭长城，离家很远，路坑坑洼洼的，车开得很慢，要很久才能到。”

1977年，汤羽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大学，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在硕士阶段她选择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跑遍湖南各地考察书院建筑；传统中式建筑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由此也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

1992年，汤羽扬来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前身），一边讲授中国建筑史，一边参与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工作，一干就是13年。她回忆，当年有200余人次的师生团队参加了三峡库区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他们曾在落满灰尘的古建筑间爬上爬下，用尺子一点点测量出每一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回到北京后，再将这些数据系统地汇总，制作成建筑实体测绘图。

这段长达13年的经历，为她积攒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也让她深刻体会到协作的力量——“想要干成一件事，需要多学科领域的协作攻关，仅靠一个人、一个团队的力量，远远不够。”

在大庄科长城保护研究性修缮项目推进过程中，如何突出“研究”二字？从团队阵容就可见一斑。项目从启动之初便形成了协同模式，以考古发掘为开端，遗产保护、结构、材料、植物、水环境、测绘、数字化等多学科的加入，为项目负责人汤羽扬带来了十足的底气。

长城墙体顶部的植物，是全部清理掉还是保留？这在长城保护领域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而在大庄科项目中，北建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潘剑彬团队从景观植物学角度切入，对长城敌台墙体顶面植物开展了现状调查和定量评估，记录下植物种类、规格、生境等生物信息，同时拍照并一一测量植物所造成的裂缝大小、数量。

在一段仅200多米的长城上，团队共调查到36种植物，包括乔木10种，如酸枣、刺槐、胡桃楸等；灌木11种，如荆条、雀儿舌头、扁担杆等；草本15种，如铁线莲、鸢尾以及北京重点野保植物黄精等。

如今，人们仍能在这段城墙上看到，一些植物的根系粗壮，已经深入砖缝，看似让本就不怎么坚固的墙体变得更加摇摇欲坠。“仔细看，长城上的植物有的长在墙体中间，有的长在墙角下，不同位置的植物对墙体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

汤羽扬戴上老花镜，凑近看植物的丝丝根系，“比如这株植物，它的根系已经扎到了墙顶和外皮衔接的地方，如果继续生长的话，墙体就会胀裂，可能影响整面墙的安全。但有些长在墙柱里的植物根系，一旦清理，残墙也会坍塌。”她总结，植被的去留并非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还要考虑长城整体风貌的保护。

不光有植物专家，其他学科团队的诸多新发现，也为长城保护注入了新的力量。例如，结构课题组采用无损检测技术，测试长城建造材料强度，针对结构性病害提出加固措施建议；材料课题组采集敌台不同位置的灰浆开展实验，发现大庄科长城所用灰浆全部为纯气硬性石灰灰浆，这一发现为修复城墙的材料选用提供了依据。

有意思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云端”也能看到——

登录“文物数字化与健康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既能记录考古发掘、设计、施工等进展，又可看到长城保护员的日常巡检记录。“我们架设了4个摄像头，可以实时传回现场画面。”汤羽扬打开手机，熟练登录系统，四块“监控大屏”映入眼帘，“前段时间下暴雨，我们就通过这一系统实时察看长城的状态。”她笑着说，“事实证明，古人的劳动结晶经得起风吹雨打，这也是长城千百年屹立不倒的最好写照。”

“只要我还走得动，长城保护这件事，就会一直做下去。”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汤羽扬依然在长城保护这条路上一往无前。一根登山杖、一双运动鞋、一顶遮阳帽，从山脚爬到山顶，从清晨走到傍晚，而长城上那些经历千百年时光的一砖一土、一草一木，都是这条路上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