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榆林日报作者:李能俍时间:2021-08-27 16:04:22
汉乐府《瑟调曲》中有《饮马长城窟行》,相传因长城旁有水窟,可以饮马而得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云:“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自汉至唐,以这一乐府旧题所作的诗篇为数不少,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作品,一是蔡邕所作,一是陈琳所作。
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如下: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收有此诗,但不署作者。梁文学家徐陵所编《玉台新咏》也收有此诗,则署作者为蔡邕。历来诗论者多以为此诗为思妇之辞,即为妇人为怀念远行的丈夫而作,对于是否为蔡邕所作,亦有争议。然而历代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大抵与长城有关。此诗无一语关涉长城,若仅系思妇之辞,却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显然于理不合。笔者以为,结合蔡邕的经历,应当认定,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蔡邕,诗的产生也与长城有关。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灵帝时官拜中郎。他曾流寓朔方(今榆林一带)。清人谭吉璁所撰《延绥镇志·人物志·流寓》中列有蔡邕传。据此传记载,蔡邕在灵帝在位时,因“直言时事”,得罪了政敌,被判死罪,后经人上书奏请,灵帝才下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髠[kūn]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他到朔方后,“居五原安阳县(今府谷北部一带),会赦得还。邕自徙及归,凡九月”。后来他又因言获罪于司徙王允,被下狱而死。“髠钳”是一种刑罚,是指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是很痛苦的。蔡邕在痛苦中来到朔方,自然会经常见到长城与长城旁的泉窟,由此引发悲伤,思念远方的故乡。以《饮马长城窟行》这一乐府旧题作诗,抒发思乡之情,也就合情合理了。
细读此诗,确为思乡之作。“青青河边草”中的“河”,指的是流经今榆林一带的黄河。作者看到河边草色青青,更加想念远方的故乡,于是思而成梦,梦中回到了故乡旁,但醒后依然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县”即“悬”的古字,意为牵挂、思念。流寓他乡之人各有各的念想,但互相难以见面。连枯桑也能感知天风的清冷,海水也能感知天气的严寒,但流寓带罪之人,见了面也只能说些互相讨好的话,谁也不能吐露内心的悲伤。“客从远方来”句后写的是梦境:作者梦中看到故乡有人送来鲤鱼,呼儿烹之,鱼腹中居然藏了一封信,迫不及待跪着去读,信里写的也仅仅是“加餐”“相忆”之类的话,言下之意是说,对作者遭诬陷蒙冤之事竟连一字都不敢写。作者见长城之泉窟而思念遥远的故乡,但又不能明言,只能以隐晦曲折之笔加以表现,真可谓“痛何如焉”。通过以上粗略分析,可以确认此诗系蔡邕流寓朔方期间的思乡之作,作品之所以用《饮马长城窟行》乐府旧题冠名,是因为他所流寓的朔方其地是有长城的,因而借题发挥,使情感表达隐而不显,以免再度“因言获罪”。作者之用心可谓良苦。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就明显地与长城有关了。这首诗是: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建安七子”之一。他的这首诗共二十八句。前二句破题,有“马尚伤骨,人何以堪”之意。四至八句写役夫与长城吏的对话,写出双方的严峻对立与役夫的强烈不满。其中“太原”一词意即“大原”,指的是长城穿越的黄土高原。“太原卒”本是“格斗”杀敌的,却成为役夫,自然很不服气。九至十二句叙中有议,承前启后,为接写役夫与其妻的书信往还作了铺垫。第十三句“作书与内舍”后的部分,写役夫与妻子的书信对话,既写出了“健少”役夫对妻子的体贴入微,也写出了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不渝。“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支拄”是秦筑长城时流传的民谣,作者仅易数字引为役夫的书信用语,很符合役夫的身份。“生了男孩不要养活,生了女孩要用干肉(脯)来喂养”,不只是重女轻男意识的表现,更是役夫愤懑之情的流露。全诗采用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既有广阔的场景,又有具体的情节,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修筑长城酿成的社会和家庭的悲剧。想来陈琳一定是亲临过长城边关、目睹过遥遥长城的诗人,否则他不可能写出如此悲情充溢、真切感人的诗篇。
上郡(今榆林市绥德县)曾是秦将蒙恬修筑长城的“指挥部”,是长城浩大工程的“顶层设计”地。数千年来,巍峨长城与沧桑榆林如影随形,相携相伴,不仅演绎出无数悲壮沉雄的长城故事,也化育出众多隽永奇美的长城诗章。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就是其中最早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