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留给世界，在中国，长城是具有这种价值的地标性建筑中特别突出的代表。长城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长城是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修筑长城相互防御。公元前4世纪，自燕、赵、秦等诸侯国始，至此后的秦、汉、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修筑了长城，修建目的亦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成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部署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其中，长城涉及15个省，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这是国家文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的环节。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嘉峪关察看关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长城的伟大体现在两个“长”：体量长和历史长

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截至2012年6月，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共有21196.18千米。中国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1987年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历史上修筑过的长城，都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艰辛，持续地建筑和使用长城？修建长城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边和南边的大海，西面和西南的喜马拉雅等高山，构成了当时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北方虽有荒漠，却有广袤的草原相连接。

古老的人类文明，一般伴随种植农业的产生而发展起来。古代中国如此，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也是在由渔猎、采集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中形成并发展各自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定居农业形成初期的冲突，主要是不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的长城，属于这种性质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战国时期，有了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建的长城，开始了农耕对游牧的防御。秦汉时期创造了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此同时，游牧民族也向草原文明迈进。而同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作用主要是在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之后，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命脉。从战国以来，长城一直肩负着这项使命。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灿烂辉煌地传续到今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统一和疆域辽阔。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国家文化的繁荣发达。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权是创造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的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达的基础。我们说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文化的连绵不断源于后人对前人文化的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为后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只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一步繁荣今天的文化。

长城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碰撞与融合的舞台。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特色，这一特色与长城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和平发展符合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利益，保障了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三大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生死存亡是人类面临的第一大基本问题。对于长城的修建者来说，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都无从谈起。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利益有大小之分，有轻重之别。但是，与生死存亡相比，任何利益都处于次要位置。这对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亦然，有序化的交流与发展，总体上符合农牧双方的长远利益。

文明秩序的构建是人类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有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愿望，也有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对抗甚至争斗的事实。长城的存在调整了农耕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在那个时代部分地解决了文明冲突问题。

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是人类第三大基本问题。长城的存在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提供了保障。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长城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保持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与体系。

修建长城不是为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

我们为什么说古代修建长城是对和平的追求？说起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攻打和戍守坚固的城墙，是永不散去的烽火硝烟。其实这并不全面，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长城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城堡以及沿长城密布的烽燧、道路、各种附属设施，巧妙借助天然险阻而构成。长城防御体系以城墙为主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点线结合、纵深相贯。每道长城都长达千里甚至万里以上，所以从总体上说，长城是一条线状的、既绵长又巨大的防御工程。

从农耕和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意义上说，长城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心理追求。人心所向，不想打仗。有了长城，战争的数量、战争的规模都大幅度地减少了。所以，我们说长城是和平的象征。

笔者陪同过很多外国朋友参观长城，包括2002年在八达岭长城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参观时，都向他们介绍长城是和平的象征。

2007年1月10日，笔者陪同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参观八达岭长城。他问笔者：“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笔者说：“这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长城修建者一种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望。”笔者给他解释说，如果只是权宜之计，就不必要费这么大的劲，把长城建成固若金汤的样子了。

不想打仗，在绝大部分时间是长城内外的共同愿望。很多时候，和平是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长城历史悠久，延绵万里，见证和参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时间，长城沿线地区生存的各个民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既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长城文化保留在各个时代的记忆、话语和行动中。围绕长城而构建的文化范式，反映着该区域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具有广泛性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文化模式。长城文化是长城区域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先民共同创造并为后人世代继承发展的文化。

虽然历史上长城沿线地区的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曾发生过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征战的最终解决，也为各民族共同生存及和谐发展提供了机遇。长城区域的稳定和统一，对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

长城内外各民族在团结融合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管是魏晋南北朝、辽金统一北方时期，还是元、清统一全国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原文化，同时，游牧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动力，长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凸显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经磨难而发扬光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人类的整体命运空前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成为人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追求。长城的历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必将见证今天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壮大，长城也将见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贡献。

作者简介：董耀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名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