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文化带的历史特征和当代意义

万里长城是冷兵器时代举世闻名的军事防线，也是我国历史上塞外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长城沿线的城墙、关隘、敌台、烽燧与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为依托，最终积淀为一条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构成的“长城文化带”。北京段是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精华区段之一。 

无数民力聚起的军事防线 

早在战国时期，燕、赵、秦诸国就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用以防御东胡和匈奴的侵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将蒙恬奉命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但这些都在今内蒙古与河北境内。北京地区的长城直至北朝的北齐时期才出现，稍后的北周和隋朝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到明朝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建，这才形成了长城北京段的基本面貌。鉴于古代技术条件与山岭崎岖难行造成的种种限制，修筑如此规模的军事防御工程，无疑需要耗费不可胜计的人力物力。 

北齐天保六年，征发民夫一百八十万，修筑从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长达九百余里的长城。第二年又整修了自大同西北至渤海岸边，绵延三千余里的长城，这是历史上在今北京地区修筑长城的开端。当代考古学者在北京昌平、门头沟、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的山岭上，发现了多处倾圮严重、墙体低矮的北朝石垒城垣与城堡。昌平区流村、高崖口、老峪沟至门头沟区大村一带，就有长约30公里的北齐长城遗址，至今还保存着高1.5米、宽2米的墙基，散落着敌台、烽火台的石瓦砾。此外，北宋的王曾、沈括以及清初顾炎武、顾祖禹等记载，今北京东北的温榆河南岸、通州城西与城南一直延伸到天津武清西南，曾有北齐在平原地区修筑的土质长城。 

隋朝开皇初年，幽州总管周摇依靠燕山天险与长城，筑起保护边民免遭突厥侵扰的防线，唐朝也有少量建设。辽、金、元、清各朝都以塞北为发祥地，当然无需修筑长城。只有在明代，长城才上升为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屏障。洪武元年，徐达率军占领元大都之后不久，即奉命着手构筑长城防线。此后，朱元璋把朱棣等皇子封为镇守边塞的藩王，驻扎在全长一万二千多里的长城沿线，到嘉靖年间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称为“九镇”或“九边”。永乐年间放弃塞外的大宁、东胜等战略要地之后，燕山长城一线变成了御敌的军事前沿。 

九镇当中，蓟镇设于嘉靖二十七年，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道防线，东起山海关，西至灰岭口（今昌平以北15公里上口村北），一说至镇边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居庸关外的宣府镇设于永乐七年，东起居庸关以北的四海冶（今延庆区四海），西至大同东北的平远堡，与大同镇联合构成北京的西北屏障。嘉靖年间从蓟镇划出昌平镇（东起慕田峪，西至紫荆关）、真保镇（北起紫荆关，南至固关，在今山西平定县东北），以加强对京师和昌平皇陵的保护。明长城大多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增筑而成。弘治十一年，接受顺天巡抚洪钟的建议，整修了从山海关经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关的长城一千余里，修缮城堡二百七十座。隆庆、万历年间，谭纶、戚继光对蓟镇边墙实施包砖工程，长城的坚固程度显著增强。 

当代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延庆、门头沟、昌平、密云、怀柔、平谷等山区，发现了许多风化剥蚀的北齐长城遗迹，更多的北齐长城则被后来修筑的明长城所覆压。 

崇山峻岭之上的文化载体 

长城文化带以有形的建筑及其周边环境作为物质依托，北京地区的长城分布在北部的燕山（军都山是其支脉）与西部的太行山北段之上。根据文物部门公布的普查数据，北京市境内长城大约629公里，随着野外调查的深入，实际数字还会有所增长。 

长城沿线的关隘处在山间峡谷的险要之处或两端出口，自然成为军事防御的重心。北京市境内的长城关隘有70余座，著名的有平谷将军关、黄松峪关、彰作里关；密云司马台、金山岭、古北口、墙子路、鹿皮关、白马关；怀柔慕田峪、黄花城、撞道口；昌平居庸关、长峪城、白羊城；延庆八达岭、四海冶；门头沟沿河城、方良口等。这些关隘留存至今的建筑主要是明代所修，在当代军事条件下基本失去了往昔的防御功能，其中许多地段被开发成旅游点甚至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行列。 

关隘连接着长城内外的交通道路，最著名的当推居庸关和古北口。秦始皇从蓟城出发巡视北方边塞时，可能已经走过今天的南口——居庸关——八达岭一线。五代后周广顺三年从契丹逃回的胡峤，把幽州西北的石门关（八达岭）称为“中国控扼契丹之险”。元代皇帝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四十里上都故城）之间，也是以居庸关作为随行人马的分合之地。到明代，更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古北口扼守着华北平原通往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咽喉，在明代放弃大宁卫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守护昌平皇陵的黄花镇，被清初的顾炎武称为“京师北门”。延庆的四海冶堡，被顾祖禹称为元代两都往来的必经之地，这条路线可能是传递紧急军情政令的特殊通道。墙子岭关控制着密云与兴隆县交界处的清水河谷，沿河城守卫着永定河谷。这些关隘和道路系统，构成了北京地区长城内外的交通骨架，也是反映长城文化带空间分布形态的紧要节点。 

金戈铁马熔铸的文化内涵 

天然的山川形胜与人工创造的万里长城，搭建了以军事为主的人类活动舞台。长城沿线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在历代发生的重要战事、攻守双方的兵力布防、参与战争的典型人物等方面。滚滚烽烟，猎猎旌旗，刀光剑影，人喊马嘶，熔铸了雄浑悲壮的长城文化内涵。 

雄关险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居庸关在东汉元初五年有鲜卑进犯，金天辅六年完颜阿骨打由此穿过攻入辽南京，蒙古初期札巴儿带路从关口附近的黑松林小道突袭南口金朝守军，明崇祯十七年关城守将向李自成的大顺军投降，重大战事不胜枚举。古北口在唐代已是幽州的北大门，契丹入塞掳掠、蒙古进攻金中都、明代蒙古各部与满洲军队屡次进攻北京，其南进与北归经常取道古北口。大大小小的战争，为长城文化增添了血与火的浓重色彩。 

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军事重心始终是修筑长城、巩固九边。洪武二十年李文忠、冯胜占领元上都与大宁等塞外战略要地，大宁都指挥司及其所辖左、中、右诸卫与宣府、辽东连成一片，其位置接近秦汉、北朝时期的旧长城，幽燕地区由此具备了内外两条防线，蓟镇成了受“外边”保护的“内边”。永乐年间主动放弃大宁、东胜等战略要地之后，燕山长城才被推到保卫北京的前沿，沉重的军事压力催生了最完整的防御体系。 

杰出将领的谋略、功业、品格最容易被铭记，这也是长城文化凝聚着高度智慧的组成部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长城修筑与边境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抗倭名将、蓟镇总兵戚继光的卓越建树。在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与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等人的支持下，隆庆三年至五年，戚继光主持修建了一千多座便于攻守的空心敌台，长城沿线二千里声势相接、彼此呼应。他从浙江募集了三千士兵列阵郊外，从早晨到午后站立在大雨中巍然不动。钢铁般的纪律和作风，给一贯懒散庸懦的北方边军以强烈震慑，由此显著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戚继光把蓟镇划分为三协守、十二路，统一编派各种兵力，全军构成一个节制分明、各负其责、分段防守的有机整体，创立车营、改进阵法之后屡挫敌寇。鞑靼慑于戚家军的威名，始终不敢轻易进犯。《明史》赞叹道：“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戚继光充满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正如他在《马上作》诗中描写的那样：“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以戚继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人物，书写了长城军事文化史上最为璀璨的篇章。 

辉煌历史凝成的文化象征 

长城不仅是一条建筑雄伟的古代军事防线，而且与黄河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北京是明代长城防线的神经中枢，也是军队守卫的核心区域。长城文化带的价值，既植根于区域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有赖于长城象征意义的不断凝练和升华。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城内外的中国人民根据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发展了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特征的古代文明。这道雄伟的城墙是中原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而修建的防御工程，其根本宗旨在于竖起一道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屏障。在使用刀枪剑戟作战的冷兵器时代，进攻者不论步兵还是骑兵，都不能轻易逾越巍峨坚固、体系完整的长城；即使某些地段被偷袭或攻占，沿线的烽燧也有发出警报、聚兵御敌之效。对于大多时候处在守势的中原政权而言，长城为保护农业文明与境内和平，发挥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积极作用。不少朝代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长城，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新唐书·李勣传》记载，唐太宗批评隋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清圣祖实录》有康熙帝否定整修古北口边墙的上谕：“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他们的主张当然有爱惜民力的一面，但前者是在李靖、李勣等百胜名将率领大军北逐突厥之后才说的话，后者也不能脱离当时已经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的历史背景。一个国家如果时刻面临外敌入侵却没有强大国防，安居乐业与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尽管清朝极为自然地化解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冲突，奠定了当代中国版图的直接基础，但并不能因此否认长城在古代历史上长期作为和平保障的巨大作用。 

随着广袤的蒙古高原、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中原大地在政治上融为一体，长城的军事功能迅速衰退，逐渐变为体现中华宏大气魄、见证时代风云变幻、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升华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从长城的军事意义出发，杰出将帅的英雄事迹一直成为鼓舞人民的巨大力量。巍然屹立的城墙与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敢于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精神高度契合，在抵抗日本等外来侵略的近现代尤其如此。从长城悠久的历史看，它镌刻着两千多年的沧桑变化，是一座记录战争与和平的丰碑，具有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从长城的整体形象着眼，它像一条巨龙在横贯我国北方的高山大漠之上蜿蜒起伏，以龙为图腾的中华民族从这里很容易找到共同心声。就建筑艺术而言，长城雄伟壮观、布局巧妙、因地制宜的高超设计，以雕刻为主的装饰艺术，显示了人民群众的高度智慧。以长城为主题的文学艺术，尤其突出地强化了长城作为民族之魂的文化象征意义。 

长城文化的形成与长城文化带的营造，根本动力在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积淀。军事活动固然是其间的主体支撑，但也不能忽视其它因素的推动作用。长城处于我国传统的农牧交错带，早在西汉时期就是和平年代南北各族广泛交往的桥梁。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曾对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从外交、商贸等方面促进相互交融。昔日严密防守的关口成为相互往还的通道，原本为戍守御敌而修建的城堡要塞，成了日后崛起为村镇城邑的基础。政治、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对促进共同民族心理的形成极为重要。以白沟（拒马河）为界的北宋与契丹（辽），在早期兵戎相见之后，步入互通使节的和平年代，彼此以南朝、北朝相称，古北口等长城关隘由此成为双方交往的必由之路。北宋文学家苏辙出使辽国，曾在古北口拜谒名将杨业的庙宇，赋诗《过杨无敌庙》，感叹“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业在抗辽战争中殉国，辽人却在本国境内为他建庙祭祀，反映了长城内外契丹与汉族都推崇忠勇之士的共同民族心理。历史上燕山与长城，正如苏辙《燕山》诗中所谓“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一样，经常被视为民族分布区域的天然界线。但是，文化上的彼此认同比有形的疆界更重要，“一统华夷”才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长城内外统治者所追求的远大理想。宋代的《华夷图》《地理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契丹地理之图》等，已经把长城这条绵长的人工地物作为图上显示的基本内容。在政治、经济、文化关联促使民族分布界线逐渐淡漠的同时，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标志意义被各民族普遍接受并得以逐步强化，进而凝练升华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坚强不屈的精神象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早已是形容祖国辽阔领土的常用语。（作者系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