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部署。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全新探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这是对国家文化公园意义、作用的充分肯定。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突出国家主题。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对中华文化作系统性梳理之后创新性创造性建构，强调在整合各种文化元素后突出体现整体性、共同性、持续性的国家和民族意义。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符号，其所孕育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建设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就是要透过这些文化标识，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深入提炼中华文化的民族价值、国家价值、世界价值，集中打造中华文化标志，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砥砺文化自觉。在具体建设过程中，要紧扣中华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华文化绚烂多彩，不同流派、不同区域、不同形态的文化竞相争辉，但也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建设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必须根据它们各自的文化内涵，既寻找共性，也要发现特质，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公园要把握好其沿线不同区域文化的关联点，善于在大时空下表达小时空的故事。而深入到每个点段的公园建设，则需具备点线面的思维，找准自身定位，把握共同主题，协同打造整体性、“国字号”的文化工程。

二是强化保护职责。国家文化公园名为文化建设，实为文化遗产保护，或者说通过加强保护实现文化的传承发展，这是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初心所在，也是实际工作中一以贯之的要求。当前，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新的形势特点，伴随社会公众文保意识的提高，敬重、鉴赏、品读文物成了社会风尚。但与此同时，许多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与文物和文化遗产相关的城镇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等也遭到一些损毁和破坏，其中很多是借文化建设之名搞大拆大建带来的后果。这也提醒我们建好国家文化公园，要确保初心不变。历史文化遗产弥足珍贵、不可再生，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保护作为第一职责，将传承作为首要任务，不能游离主业、偏离主责，乃至念错经，导致荒腔走板、人物俱废。国家文化公园主张的是一种原真性、融合性、系统性的文物保护行为。要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建立遗产保护缓冲区，制定负面禁入清单。文物本体依赖于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更是一种稀缺资源，要注重维护文物周边风貌的纯朴性、完整性、延续性。要树立文化遗产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理念，全面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维护城乡自然肌理和大地景观，使国家文化公园同时成为践行“两山”理论、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精品力作。

三是注重载体创新。国际上大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通常存在系统保护难、统一阐释难、综合利用难的问题。国家文化公园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借助公园载体，以系统的思维对众多分散的文化资源进行空间化整合、实施分区化管理、做到联动化展示，形成整体效应。因此，能否规划形塑好公园这个“体”，关系到文化这个“魂”能否得到合适的展示和充分的表达。实际工作中，要准确理解公园的内涵，把握其构成要素，掌握其运行原理，防止出现概念误用，用有围墙的物理概念的公园去理解文化意义上、具有创新性的公园的概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对的是跨区域联结、跨时空呼应、多形态呈现的庞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最直观的目的是要在一个大的国土空间上形成一个外在边界范围清晰、内在空间布局分明的文化坐标，所以需要借鉴的是公园的生成机制、组合原理、“构图法则”等，即如何用公园空间的布局去统摄文化内容，如何用“廊、带、区、点”的公园形态去梳理和提取文化，做到以形立意、以象示意。

四是发挥综合功能。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大型文化载体，其功能是多种的，要实现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国家文化公园最核心的“资产”是历史文化遗产，最有吸引力的资源是人文和自然景观资源。因此，怎么发挥好公园的功能，取决于怎么用好这种遗产和资源，怎么全面释放其价值能效。国外一些著名的国家公园在转化资源优势方面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针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的文化遗产和资源，在利用的理念、机制、手法等方面要有所转变，要用文旅融合的思路，采取社会化、专业化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进行一体开发、多元开发、接续开发，打造各种优秀的文化IP，不断丰富公共产品供给，使国家文化公园拥有多彩之姿、多能之效，让沐浴其中的人强烈感受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信仰之美、生活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