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挖掘长城文化价值，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打造全球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示范基地，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科学、历史、环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不久前印发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通过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有效保护与利用，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涵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建设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按照《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用4年时间，到2023年基本建成，并且完成修订制定法律法规、编制建设保护规划、实施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基础工程、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四项主要任务。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强调，整合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格局，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长城精神文化研究发掘、环境配套完善提升、文旅深度融合、数字再现工程，突出标志性项目建设，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长城保护传承利用体系，着力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打造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一，文化铸魂的建设奠定基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必须忠实锚定长城本身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即长城精神，同时这些价值与意义必须通过载体（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化成为可视化与可体验的参观或者旅游产品和服务。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关键是锚定长城文化的灵魂。长城历来被视作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图腾，它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一套不断演进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政治管理方式，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实现军事、经济、文化碰撞交流的界面与窗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要深入挖掘长城文化价值，探索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打造全球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示范基地，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科学、历史、环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打造一系列标志性的长城文化载体，长城文化符号需要经过可视化与体验化转换，才能成为消费品。因此必须通过文物修复、文化品牌、企业商号、产品商标等载体将长城文化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长城文化铸魂需要实现理念上的根本改变，需要从“整旧如旧”的长城修缮转换到长城历史价值保护，从长城文物保护转换到长城文化遗产保护。长城文化遗产管理对象需要从物质文化遗产延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城遗产的外延从历史古迹转变为文化意义；长城文化遗产管理准则从真实性拓展到完整性与多样性；长城遗产保护模式从抢救性技术核心拓展到预防性综合管理；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技术准则从单一普适走向因地制宜与多元具体。

第二，管理体制的改革决定未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较为关键的一步是管理体制改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以往长期存在的“多头管理、遗产地人口众多、土地产权复杂、资金保障不足、跨区域协调困难”的现实，需借鉴各国先进经验，解决“人地约束”问题和“权钱难题”，需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坚持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

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等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需要解决，要构建科学的文化遗产地管理体系，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

各地在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在资金机制、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创新做法。长城沿线经济发达程度差异悬殊，需要因地制宜，建立“拨款+专项+债券+基金”复合资金机制。经济发达地区需要充分发挥地方与市场作用，西部贫困地区需要加大转移支付与政府扶持。

在区域协调上，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统有分、有主有次，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共建共赢。生产性保护也是长城文化遗产社会化保护和长效传承的重要方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居民众多，需要兼顾遗产保护与地方民生，既要实现遗产的整体性与真实性保护，又要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成为“活的人类财富”。

在法律法规保障机制上，长城沿线各省市虽然出台了保护条例，但都是纲领性文件。长城保护监督立法和司法实践工作仍存在不匹配、不适应、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近期，河北、山西等地启动制定长城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通过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和修订已有法律法规的方式，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提供法律支撑。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