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瑟调曲》中有《饮马长城窟行》，相传因长城旁有水窟，可以饮马而得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云：“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自汉至唐，以这一乐府旧题所作的诗篇为数不少，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作品，一是蔡邕所作，一是陈琳所作。

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如下：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收有此诗，但不署作者。梁文学家徐陵所编《玉台新咏》也收有此诗，则署作者为蔡邕。历来诗论者多以为此诗为思妇之辞，即为妇人为怀念远行的丈夫而作，对于是否为蔡邕所作，亦有争议。然而历代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大抵与长城有关。此诗无一语关涉长城，若仅系思妇之辞，却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显然于理不合。笔者以为，结合蔡邕的经历，应当认定，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蔡邕，诗的产生也与长城有关。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灵帝时官拜中郎。他曾流寓朔方（今榆林一带）。清人谭吉璁所撰《延绥镇志·人物志·流寓》中列有蔡邕传。据此传记载，蔡邕在灵帝在位时，因“直言时事”，得罪了政敌，被判死罪，后经人上书奏请，灵帝才下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髠[kūn]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他到朔方后，“居五原安阳县（今府谷北部一带），会赦得还。邕自徙及归，凡九月”。后来他又因言获罪于司徙王允，被下狱而死。“髠钳”是一种刑罚，是指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是很痛苦的。蔡邕在痛苦中来到朔方，自然会经常见到长城与长城旁的泉窟，由此引发悲伤，思念远方的故乡。以《饮马长城窟行》这一乐府旧题作诗，抒发思乡之情，也就合情合理了。

细读此诗，确为思乡之作。“青青河边草”中的“河”，指的是流经今榆林一带的黄河。作者看到河边草色青青，更加想念远方的故乡，于是思而成梦，梦中回到了故乡旁，但醒后依然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县”即“悬”的古字，意为牵挂、思念。流寓他乡之人各有各的念想，但互相难以见面。连枯桑也能感知天风的清冷，海水也能感知天气的严寒，但流寓带罪之人，见了面也只能说些互相讨好的话，谁也不能吐露内心的悲伤。“客从远方来”句后写的是梦境：作者梦中看到故乡有人送来鲤鱼，呼儿烹之，鱼腹中居然藏了一封信，迫不及待跪着去读，信里写的也仅仅是“加餐”“相忆”之类的话，言下之意是说，对作者遭诬陷蒙冤之事竟连一字都不敢写。作者见长城之泉窟而思念遥远的故乡，但又不能明言，只能以隐晦曲折之笔加以表现，真可谓“痛何如焉”。通过以上粗略分析，可以确认此诗系蔡邕流寓朔方期间的思乡之作，作品之所以用《饮马长城窟行》乐府旧题冠名，是因为他所流寓的朔方其地是有长城的，因而借题发挥，使情感表达隐而不显，以免再度“因言获罪”。作者之用心可谓良苦。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就明显地与长城有关了。这首诗是：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建安七子”之一。他的这首诗共二十八句。前二句破题，有“马尚伤骨，人何以堪”之意。四至八句写役夫与长城吏的对话，写出双方的严峻对立与役夫的强烈不满。其中“太原”一词意即“大原”，指的是长城穿越的黄土高原。“太原卒”本是“格斗”杀敌的，却成为役夫，自然很不服气。九至十二句叙中有议，承前启后，为接写役夫与其妻的书信往还作了铺垫。第十三句“作书与内舍”后的部分，写役夫与妻子的书信对话，既写出了“健少”役夫对妻子的体贴入微，也写出了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不渝。“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支拄”是秦筑长城时流传的民谣，作者仅易数字引为役夫的书信用语，很符合役夫的身份。“生了男孩不要养活，生了女孩要用干肉（脯）来喂养”，不只是重女轻男意识的表现，更是役夫愤懑之情的流露。全诗采用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既有广阔的场景，又有具体的情节，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修筑长城酿成的社会和家庭的悲剧。想来陈琳一定是亲临过长城边关、目睹过遥遥长城的诗人，否则他不可能写出如此悲情充溢、真切感人的诗篇。

上郡（今榆林市绥德县）曾是秦将蒙恬修筑长城的“指挥部”，是长城浩大工程的“顶层设计”地。数千年来，巍峨长城与沧桑榆林如影随形，相携相伴，不仅演绎出无数悲壮沉雄的长城故事，也化育出众多隽永奇美的长城诗章。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就是其中最早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