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古长城遗址年代考辨

二十余年间，中国古代长城研究领域出现了若干存在重大歧异的问题。其中，迄今尚未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前些年在北京市通州区发现的古长城遗址构建时代的争论。当时大概形成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通州区古长城遗址是由北朝时期的北齐王朝所建造，即所谓“北齐长城”；而另一种意见是否定所谓“北齐长城”的说法，认为其构筑时代需要继续探索。既然这个问题业已存在，从事古代长城研究的众多学者就绕不开它，必须正视并予以解决。因此，本文就这个问题予以辨析，阐述个人的学术见解，以澄清疑问、弥合分歧，推动古代长城学术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在此，笔者就通州区古长城遗址的构建时代现行说法、其真实的构筑年代两个问题予以辨析。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古长城遗址的构建时代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媒体宣传的所谓“北齐长城”的说法不可靠。通州区古长城遗址的真实构筑时代其实是明代，具体而言，其构筑于明代中期嘉靖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557—1558）。

通州区古长城遗址的发现时间

依据媒体报道，北京市通州区古长城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遗址长度仅一百多米。其构建时代被判定为南北朝时期的北齐王朝统治期间（550—577）。其发现的具体地望是通州区永顺镇窑厂村。

据媒体报道：“记者注意到，长城墙体长约150米左右，城高七八米，残宽最窄处9米，外部包着厚厚的黄土。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墙体轮廓已经不太清晰。在长城上方，坐落着十几间民房，院子中的大树已经在长城中深深扎根。”（《北京发现1400多年前古长城 仅余百米始建于北齐》，《北京晨报》2003年11月2日）当时，通州区文物保管所所长周良向记者作了介绍，即“据通州区文物所专家周良说，通州城区的这段古长城为土夯长城，20世纪80年代，该段长城还有1000多米长，当时不知道是长城，以为是一条土岗”。

这道古代夯土长城遗址最早发现于1983年，当时遗存长度尚有1000多米。其后，继续被窑厂村的砖瓦窑长期作为制砖取土之地，逐渐被破坏。2001年9月，通州区人民政府公布此处遗址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竖立起土长城遗址保护碑，确定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此，这段长城遗址逐渐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记者纷至沓来。

“北齐长城”说判断失实

在通州区发现的古长城遗址构建时代的现行说法是如何出现的呢？依据迄今所了解的信息，应该是源于通州区文物保管所。具体提出“北齐长城”观点的是通州区文物保管所所长周良。随后，被各种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宣传。

周良认定“北齐长城”的实物证据是在永顺镇窑厂村附近地方出土的三方唐代墓志的记载。据他向记者介绍：“这两块就是1983年小街村出土的唐代录士孙如玉和处士孙封的墓志铭，在孙封的墓志铭里写着‘左潞水兮右长城’，清楚地证明了这段古长城的历史。昨天，在通州区博物馆里，通州区文物所专家周良指着立在墙边的两块石碑对记者说。据专家介绍，1400年前的北齐时，为了抵抗北部柔然、契丹，天保年间自昌平居庸关长城由西北向东南修筑了这条土长城。这条长城不同于其他长城依山峦之险修建，而是傍河而行，先沿温榆河经狐奴（今北京顺义）至潞县（今北京通州）、后顺潞河（今北运河）至雍奴（今天津武清），终于海河，绵延200公里。”（《北京发现1400多年前古长城 仅余百米始建于北齐》，《北京晨报》2003年11月2日）其后，又将构筑时间具体到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具体地说：“据考证，这条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当时高7至8米，如今残高4至6米，宽处达13余米，最窄处近9米。当时北齐惧契丹侵犯，自昌平居庸关长城起，傍温榆河、潞河修筑了这条绵延200公里，直至天津海河的土长城。”（《通州古长城始建于北齐 将建遗址公园》，《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11月4日）唐代墓主孙如玉和孙封的墓志铭刻石迄今保存于今通州区博物馆。

经过新闻媒体的渲染，所谓“北齐长城说”似乎已成为流行的判断。尽管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例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成大林就曾提出否定“北齐长城说”的观点，认为应该继续研究，但是十多年后，仍旧有人宣传通州区古长城遗址构建于北齐天保年间之说，并予以细化至天保八年（557）。例如，“天保八年自昌平长城向东南依河而筑修起一条夯土长城，经顺义、通州、武清，直至天津”。

显然，必须确定通州区长城遗址的真实构建时代与年代，才能破除“北齐长城说”之误解。

那么，出土的数方唐代墓志可否作为判定通州区古长城遗址属于北齐天保年间所筑的证据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窑厂村附近地方先后出土了三方唐代墓志，墓主分别是孙封、孙如玉、李丕。其具体信息如下：

唐代人孙封墓志于1983年6月在通州区梨园镇小街村东南、土桥砖瓦厂出土。其铭文曰：“原莽苍兮堑孤茔 左潞水兮右长城。”唐代人孙如玉墓志也于1983年出土于同一地方距孙封墓志出土处百余米之地，即土桥砖瓦厂侧近。其铭文曰：“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戌。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宜。”唐代人李丕墓志出土较早，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出土于直隶省通州城南一里许（今通州区旧城南关窑厂）。其铭文曰：“粤三年建子月，葬于（潞）县之南三里潞水之右……而为铭曰：屹然孤坟，长城之东，死生永隔，天地不同。”（鲁晓帆：《唐李丕墓志考释》，《博物院》2019年第6期）

唐代后期大历十三年（778）孙封墓志所载“原莽苍兮堑孤茔 左潞水兮右长城”，只是表明该墓葬处在的宏观尺度地理环境中，即墓葬处在东方的潞水河川与西方的长城所在地之间，并非其侧近。所谓“右长城”指的是今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窑厂村的古长城遗址，纯属误判。

而唐代后期贞元十四年（798）孙如玉墓志则对坟茔所处宏观地理环境表达得更为详细、更为精准一些。其铭文曰：“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并是齐时所宜。”它表明该墓葬所处宏观地理环境是：东方的潞河（今潮白河故道）流向东南注入大海（今渤海），西方的长城超越于群山（今太行山、西山与军都山）之上。显然，此处所谓“长城”绝非指今通州区永顺镇窑厂村发现的古长城遗址。孙如玉墓志铭文的几个词语是相关人员误判的关键点。首先，所谓“长城蓦山”的“蓦”，意为“超越”“腾跃”，即指长城腾跃盘旋于西方群山之上，实际就是指腾跃于唐代幽州（故治今北京市西南部）西部太行山脉群山的隋代开皇年间构筑的长城防御工程体系，至唐代依旧沿用之。“蓦”的其他义项“骑马、突然”并不符合墓志铭文的意境。其次，墓志铭文所谓“并是齐时所宜”语句究竟表达何意？至为关键。“并是”的主语是指前述“潞河通海”“长城蓦山”“朱雀林兼临河古戍”“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其本词表达“皆是”“都是”“皆为”之意；而“齐时”之“齐”是指“同一、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在此墓志中，“齐时”即“同一时段”之意，指的是墓主生活的唐代后期。“并是齐时所宜”语句是说：“潞河通海”“长城蓦山”“朱雀林兼临河古戍”“玄武垒至潞津古关”这些地物都是墓主安葬前后时段（唐代后期）幽州东部地区所需要或所存在者。毫无疑问，孙如玉墓志的“齐时”之“齐”并无指称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政权之意，“齐时”更无指代北齐统治期间之意。至于“并是齐时所宜”，有人解读为北齐天保年间构筑的长城，令读者莫名其妙！在南北朝时期，曾经存在两个名号为“齐”的政权，即南朝齐、北朝齐，皆与唐代墓志所谓“长城”风马牛不相及。

李丕墓志文中“屹然孤坟，长城之东，死生永隔，天地不同”，是说唐代后期李丕的坟茔处在隋唐长城的东方、潞水河道的西方。反向而言之，“长城”延亘于墓主李丕“孤坟”的西方远处，并非侧近。显然，唐人墓志所谓“长城”并非在幽州潞县（今通州区）城南，而是在幽州西部的太行山脉群山之上。

总而言之，依据前述通州区出土的三方唐人墓志的记述，无从得出所谓通州区古代长城遗址乃北齐天保年间所建的结论。

通州区古长城遗址的真实建筑时代

既然通州区出土的三方唐人墓志无法证明本地古长城遗址的构建时代，那么，所谓“北齐长城”之说就是不准确的判断。既然如此，难道在通州区发现的古长城遗址构建时代就难于查清吗？究其实而论，通州区的古长城遗址有其明确的构建时代和具体的构筑年代。准确地说，通州区发现的古长城遗址，建造于明代中期；再具体地说，它实际构筑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这些信息来自明代官方编纂的文献记载。

据《明实录》载，北京市通州区的古长城遗址实乃明朝兵部尚书许论策划的“重关”长城。许论于嘉靖三十六年五月提出动议，经嘉靖皇帝批准后开始构筑。这道“重关”长城西北起自昌平镇黄花路渤海所南、山陵（今十三陵）东的苏家口，经塞篱村伸向东南，抵通州张家湾 （今通州区南部张家湾村附近），长55公里。自苏家口至塞篱村区段约35公里，地势平漫，相隔一定距离建筑敌台一座，两台之间以城墙相连；自塞篱村至张家湾区段约20公里，因白河水量深阔，可据为堑，其西岸可构筑高墙。因此，许论奏请在苏家口经塞篱村至通州张家湾村区域，沿着白河西岸“密筑敌台，界之以墙，各设兵守之。令提督官率所部边兵和京兵分营其地，庶几可以夹制。即虏溃边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疏入，上命廷臣杂议，又令（巡）抚、（巡）按官相其地之所宜，佥议皆同。诏允行之”。（《明实录·世宗》卷447，第5页，“嘉靖三十六年五月”）换言之，嘉靖皇帝接到兵部尚书许论的奏疏后非常重视，安排朝中大臣论证，与此同时，指派蓟州镇的巡抚、巡按等官员率其属下亲赴通州，实地踏察苏家口至张家湾区段地理形势。待朝内廷臣和巡抚、巡按等官员取得一致结论，嘉靖皇帝遂诏令蓟州镇构筑这道“重关”长城。其后，完成此段二线备用长城的构建工役。这道线状军事防御工程由边军、京军两支部队分别驻防，以护卫京城东翼。构筑这道“重关”长城的动机是，鉴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期间蒙古族俺答汗部落逼近京城东郊的教训，并借鉴其他军镇构建第二道驻防线的举措，即“蓟（州）镇外邻大虏，内护京师、陵寝，其形势与他镇异。然而他镇皆设有重关，如大同（镇）之三边、陕西（镇）之固原边、宣府（镇）之长安岭、延绥（镇）之夹墙，皆据重险。而都城根本之地，独无。虏一入边（墙）即闯其门户，漫无限隔”。因而构筑这道二线长城，以期达到“庶几可以夹制，即（使）虏溃边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的目的，意欲强化京城东翼的军事防御能力。

综上所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窑厂村发现的古长城遗址的构建时代是明代中期，具体年代是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三十七年间。三方唐人墓志所载“长城”是指唐代仍在沿用的延亘于唐代幽州西部太行山脉的隋代长城。因此，所谓“北齐长城说”是不准确的判断。由此可知，正确地判断古代长城遗址的真实构建时代及具体构筑年代，成为复原不同时期古代长城历史真相的基础工作。这是古代长城研究工作者在从事专题学术研究过程中应密切关注的根本环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ZDA1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